南博公开课
石头上的王国:石峁遗址考古新发现
中原地区的生业状况与中华文明早期发展的关系
从大河到大湖——环太湖和海岱地区史前文化的交流
蒙古高原重大考古发现与东西文化交流
早期丝绸之路上的东西文化交流
早期国家形态——良渚真容
主讲人
王辉,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研究员。1980年进入北京大学考古系学习,1984年获历史学学士学位,1987年7月在北京大学考古系获历史学硕士学位,2006年获日本神户大学文学博士学位。1987年开始长期在甘肃省文物研究所工作,主持和参与了甘肃省的主要考古调查、发掘、研究和保护工作。近年来,主要从事早期秦文化、甘青地区新石器—青铜时代考古和早期丝绸之路中西文化交流的研究。主持和参与了国家社科基金、自然科学基金、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国家重大文化专项—指南针计划和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多项。
丝绸之路——这是一个大部分中国人都耳熟能详的词语,一听到丝绸之路,我们都会想起张骞出使西域的历史故事,学校的课本也这样告诉我们:“丝绸之路起源于西汉,是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的,以首都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
传统意义上的丝绸之路 — 长安天山廊道
然而近年来,随着相关领域研究的深入,为丝绸之路赋予了更宽泛的内涵。考古证据告诉我们,早在上万年前的旧石器时代,这条连接欧亚的廊道就是人类迁移的重要通路,在之后的岁月中,无数的民族迁徙、文化交流与商贾交易往来其上。因此,我们就将张骞出使西域之前的这条道路,称为“早期丝绸之路”。
欧亚草原,一直是民族迁徙的要道
通天洞遗址(距今45000年左右)
来自欧洲的阿凡纳谢沃文化,是目前证实的最早踏上丝绸之路的访客,公元前三千年左右,东欧地区的阿凡纳谢沃文化开始向东扩张,一直进入到了今天的俄罗斯南部。这次东迁带来了一系列文化现象:以新疆阿尔泰地区为中心的切尔木切克文化,年代在距今4500年左右,是新疆目前发现的最早的青铜文化,在它的墓葬、遗址和出土文物上,我们都看到了阿凡纳谢沃文化因素的影响,远在上千公里外的罗布泊附近,1979年发现的古墓沟遗址中也有类似情况,可以说是一次影响深远的欧亚文化交流。
公元前3世纪阿凡纳谢沃文化东进
阿尔泰地区的切木尔切克文化墓葬 新疆古墓沟墓地
主讲人
赵辉,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教授,中国考古学会副理事长,新石器时代考古专家。主要从事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田野考古学的教学和研究,在考古学文化、史前社会、田野考古学技术领域有专门的研究。先后主持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基金重大课题“聚落演变与早期文明”、科技部重点研究课题“中化文明探源工程之预研究·豫西晋南地区龙山至二里头时期考古学文化的谱系与分期”、中日合作“良渚文化植物考古学研究”等项目。
2019年7月6日,在第43届世界遗产大会上,良渚古城遗址被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成为中国第55处世界遗产,一举将中华文明的起源提早到了公元前3300年
良渚遗址群布局
反山墓地发掘区
这一独特的古代文明在广阔的长江中下游地区留下了无数文化印记,南京博物院的18件“镇院之宝”中,也有它们的身影——来自寺墩遗址的神人兽面纹玉琮,奇异的神人兽面、精细的雕刻技艺,无不折射出良渚文化的灿烂与神秘
良渚文化玉琮
良渚文化神徽
大量考古发现显示,当时国家已出现,文明已形成。社会分工带来了高度发达的手工业;阶级分化带来了明确的城乡区别;中央集权更是赋予良渚古国超越时代的工程能力
良渚古城外围大型水利工程
良渚水乡风情复原
主讲人
栾丰实,男,汉族,山东烟台人,1951年生。现为山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二级教授,曾任山东大学历史系考古教研室主任、山东大学东方考古研究中心主任。2001年以来,兼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客座研究员和专家组成员、北京大学中国考古学研究中心兼职教授、郑州大学兼职教授、台湾台南艺术大学兼职教授、日本国学院大学客座研究员和中国考古学会新石器专业委员会副主任等。2006年以来,为科技部和国家文物局“中国文明探源工程”项目评估咨询专家组成员。2008年被全国规划办聘为国家社科基金考古学科评审专家组成员。2018年,获“改革开放四十年—山东社会科学名家”称号。近年来承担教育部重大项目和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各1项。先后有6项研究获山东省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2项研究获教育部人文社科优秀成果奖。
1981年,苏秉琦发表《关于考古学文化的区系类型问题》,率先提出中国考古学的区系类型学说,他把中国的史前文化按照地理位置划分为数个区域,当然这些区域之间不光是简单的地理划分,而是主要着眼于各地独特的的文化渊源、特征和发展道路,且各地之间存在着发展的不平衡性。
经过了几十年的研究,如今的考古学区系划分已经更加科学细致,但划分的思路仍一脉相承。我们这次讨论的主题,便是两个相邻的区域:位于江浙一带的环太湖地区与山东一带的海岱地区,两者之间的史前文化交流。
文化区系
两地的文化交流可以粗略的分为5个阶段,第一阶段起始于距今七千年前,这一时期两地的古人类活动范围增大,开始相互接触,以海岱地区的北辛文化与环太湖地区的马家浜文化为代表,两者彼此影响,在精神与物质上都留下了痕迹。
北辛文化
马家浜文化
主讲人
陈永志,1962年生,博士、二级教授,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博士生导师,现任内蒙古自治区博物院院长。曾荣获“文化部优秀专家”,“全国文物系统先进工作者”、“内蒙古自治区劳动模范”、“内蒙古自治区草原英才”、“内蒙古自治区杰出人才”、中宣部“四个一批”人才荣誉称号。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古代文明研究中心专家委员会委员,中国考古学会理事、中国古陶瓷学会理事、内蒙古自治区考古学会理事长,同时兼任内蒙古大学、内蒙古师范大学、赤峰学院兼职教授。
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考古、国外考古史、中国北方少数民族史。曾主持全国哲学社会科学西部重点项目“元代集宁路故城遗址的考古发掘研究”、国家文物局文化遗产保护科学和技术研究课题“中国北部元代青花瓷器研究”、中蒙“蒙古国古代游牧民族考古学文化遗存调查、发掘研究”、中日“和林格尔汉墓壁画孝子传研究”等科研项目30余项,撰写了《内蒙古出土瓦当》、《契丹史若干问题研究》、《内蒙古考古大发现》、《内蒙古文化遗产系列丛书》(12部)等25部学术专著,发表《蒙元时期的牌符》、《考古学形成的哲学根源》、《论草原考古学文化》、《论元上都的突出普遍价值》、《论草原丝绸之路》等学术论文60余篇,总字数达200余万字。
之前的讲坛中,我们介绍了汉代以前的早期丝绸之路,这是从时间的维度,而今天我们将从地域的维度出发,在蒙古高原的考古发现中探寻古代文明发展和交流的痕迹。
在整个古代中国的历史上,我们经常能够听到一些名字“匈奴、鲜卑、突厥、回鹘”等等,文献中他们的到来往往伴随着战争和掠夺,但殊不知,这些名字所代表的,正是在文明史上占有重要地位的——草原游牧民族,他们的文化对于中华文明乃至人类文明的发展产生了许多重大影响。与风起云涌的中原大地不同,地广人稀的大草原如同一枚巨大的时间胶囊,大量具有地方文化特色的古代遗址得以在其中保存,最令人感到震撼的要数那些巨大的城市遗址:哈拉和林、辽上京、元上都等等,如同一粒粒璀璨宝石镶嵌在大地上,它们是研究古代历史的无价之宝,挑起了古代游牧文化神秘的面纱。
草原丝绸之路
古代丝绸之路按照行进路线可以分为沙漠丝绸之路、海上丝绸之路、南方丝绸之路等,而途径蒙古高原的这条路线被称为草原丝绸之路,丝路本质上都是为了服务沿途人们的商品贸易需求而产生的,而草原丝绸之路的主要服务对象便是草原上的游牧民族。考古证据显示,在公元前五世纪左右,游牧民族的聚落形态逐渐稳定,贸易需求激增,而游牧文化本身流动性极强,“四季迁徙、逐水草而居”,给草原丝绸之路的形成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现在,就让我们聆听陈永志博士为我们讲述蒙古高原上那些引人入胜的考古大发现。
辽上京遗址航拍图
元上都遗址航拍图
主讲人
袁靖,1952年10月出生于上海,先后就读于西北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日本千叶大学研究生院,获日本千叶大学学术博士学位。现为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博士生导师,复旦大学科技考古研究院院长、复旦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动物考古、环境考古和科技考古。主持过多项国家级、省部级和中外合作课题。出版多本专著或论文集。获得过多次国家级和省部级奖项。
马克思主义哲学告诉我们:“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社会发展的基本原理,在史前时期也同样如此。在本次课程中我们将从人类赖以为生的产业,即“生业”出发,去了解纷繁芜杂的文化现象背后,人类社会发展的轨迹。
考古是我们建立对史前文明认识的最直观途径,通过全国各地多年的发掘和研究,我们看到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现象:在公元前3500年-2000年,全国各地都有着特色鲜明的地方文明,发展水平各有千秋但大体上旗鼓相当;但到了公元前1800年-1500年,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开始明显的超过其他地区。这种从满天星斗到一枝独秀的改变,推动力必然来自经济基础的变革。
满天星斗
一枝独秀
对于古代社会经济基础的研究,最重要的部分就是农业、养殖业等人类赖以为生的产业,即“生业”,生业是否发达直接决定了古代社会能够发展到何种程度,通过了解各地的生业水平,我们就能解释各种现象的成因。目前研究生业的途径主要有两种:植物考古和动物考古。前者以浮选、水筛等方法获取古代农作物遗存,从而了解粮食产量等关键信息;后者则从出土的动物遗骸等入手,分析当时人类聚落中的动物种群以寻找线索。
植物考古
动物考古
在拥有发达生业的前提下,中原地区的社会上层结构也得以稳固和发展,在我们之前分析过的五处中原地区古文化遗址中我们可以看到一个现象:这些聚落中的纺织、农耕等生产要素产生时间几乎是同步的,并且一旦出现就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从单个遗址上来看,同一地点在不同时期的发展水平参差不齐,当高出周围其他聚落时我们便称之为中心聚落,上述五处遗址都在某一时期成为过中心,一段时间以后被其他聚落所取代。在发展规模此消彼长的情况下,中原各地的生业水平却能长期保持一致,这说明在公元前3500年的中原地区,已经逐渐形成比聚落更高一级的组织结构,这种组织建立于生业基础之上,又反过来进一步促进了生业的发展。
政治中心在变化 但整体生业水平没有下滑
再回到一开始说到的现象,即:在公元前3500年-2000年,全国各地都有着特色鲜明的地方文明,发展水平各有千秋但大体上旗鼓相当;但到了公元前1800年-1500年,中原地区的发展水平开始明显的超过其他地区。
我们已经论述了中原地区的生业水平,那么与之相对,其他地区的情况又如何呢?通过动植物考古的证据可以看到,在甘青、海岱、环太湖等地区,生业的发展速度相对滞后,品种也不够丰富,聚落之间的发展水平差别较大,这是缺乏上层政治结构的表现,此外人口和自然环境的差异对这些地区也是一种天然的限制。
其他地区生业发展的不平衡
综上所述,可以说是中原地区的生业状况成就了中华文明早期发展。
主讲人
孙周勇,陕西省考古研究院院长,博士,研究员。长期从事田野考古发掘与研究,主要研究方向为新石器时代考古及商周考古,主持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石峁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项。出版专著6部,发表学术论文90余篇。主持发掘的石峁遗址荣膺“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世界考古重大田野考古发现”及“田野考古奖一等奖”,引起了国内外各界的高度关注,为中华文明探源做出了贡献。
这一期我们将眼光投向黄土高原,在这片人迹罕至的干旱土地上,是近年来举世瞩目的考古发现——陕西榆林的石峁古城,石峁遗址问世以来填补了许多史前研究的空白,受到各界人士的广泛关注。
“峁”指的是在黄土高原上因流水冲刷而产生的一种地形,具体表现为由黄土组成的圆形小山包,在千沟万壑的黄土高原上这样的地形不计其数,几千年来,石峁遗址就静静地隐藏在这些不起眼的梁峁之间。直到1976年的隆冬,石峁遗址的遗物才第一次走入世人的眼光,当时供职于陕西省文管会的戴应新先生听到一条消息:在陕西北部神木县的高家堡镇周围一带,老百姓经常会在地里挖出玉器。这引起了戴先生的兴趣,于是他带着微博的资金来到石峁,从民间搜集了一批玉器,这些玉器后来成为了考古研究的重要资料。
暗藏玄机的黄土梁峁
发现石峁的先行者戴应新先生
这批来自民间的玉器让当时的学界注意到了石峁的存在,但对其的性质仍了解甚少,石峁的年代、规模、功能都还是一个谜。然而由于那个时代的特殊因素,进一步的调查迟迟未能展开,一直到30年后的2011年,对石峁遗址的发掘工作才正式开始。
征集自石峁的牙璋,早期国家政权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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